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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陳養山:被稱為隱蔽戰線的“福將”

          陳養山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開拓者之一,新中國政法戰線的杰出領導人。在漫長的情報生涯中默默奉獻,未出現過任何閃失,被在隱蔽戰線上戰斗過的老同志稱為“福將”。

          在惲代英影響下參加革命

          陳養山,原名程仰山,1906年出生于浙江省上虞縣。其父程步青,晚清秀才,兼事中醫。陳養山在本村小學讀書期間,因家境貧寒,未畢業即被迫退學。1919年,他到漢口市一家錢莊當了學徒以貼補家用。

          1919年前后,中國社會急劇變革,各種思潮風起云涌。陳養山懷抱“實業救國”和“教育救國”的理想,認真學習錢莊業務,并積極利用縫隙時間閱讀了大量書籍。1923年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的爆發,使陳養山認識到反抗舊秩序的可能性和意義。1924年初,陳養山接觸到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刊物《中國青年》,被革命理論吸引,遂與志同道合的店員組成學習小組。在學習革命理論的過程中,陳養山尤其喜歡惲代英的文章,就寫信給惲代英,談自己讀書學習的體會與困惑。惲代英很快給陳養山寄了明信片,并約其到家中會面。對此,陳養山曾回憶說:“那天天氣很熱,我們從上午10時許,一直到下午4點鐘,會談持續了六七個小時”,“當時我提出一大堆問題,請教代英同志,他都作了耐心的解釋”,“我記憶最深的是,他說中國革命必須推翻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,要建立蘇聯式的政府,人民才能得到解放”。這次會談深深地影響了陳養山,在他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種子,奠定了其終身革命的思想基礎。此后,陳養山一直視惲代英為良師益友和自己走向革命道路的引路人。同年10月,陳養山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,并于192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。1925年4月底,青年團武漢地方委員會書記林育南派陳養山送密信到上海團中央。從此,陳養山開始邁入革命生涯。

          掩護賀龍

          1925年5月,陳養山抵達上海,惲代英安排其擔任團中央交通員,和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一起,參加了五卅運動。隨后,團中央派陳養山赴武漢工作,因熟人太多,秘密工作不易開展,團中央又將其調回上海,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工作,擔任發行科長。其時,廣州的進步書刊多由海員工會會員秘密攜帶至上海,再從上海郵寄至全國各地。陳養山在同海員工會會員密切接觸中,積累了社會關系,為此后開展情報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。1926年春,組織上交代陳養山運送幾枚炸彈到武漢中央軍委。陳養山通過認識的海員,搭乘英國貨輪,完成了任務。這給周恩來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          1926年冬,陳養山被調到國民黨浙江省黨部做統戰工作。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,陳養山在杭州難以立足,赴上海尋找黨組織,幾經周折接上關系后,被任命為法南區委宣傳部長。1927年11月,賀龍秘密來到上海。為了確保賀龍的安全,周恩來提議由陳養山承擔掩護賀龍的任務。陳養山將賀龍、周逸群安排在一個秘密住所里。1928年1月,陳養山又秘密安排賀龍等人奔赴湘西。多年以后,賀龍對陳養山的工作依然贊賞有加。1945年黨的七大召開時,賀龍談到情報工作重要性時說:南昌起義以后,我到了上海,就是通過特科,具體說是通過陳養山同志安排,把我隱蔽在上海后又秘密運送到洪湖的。我親身體會到,你們的工作,再花多少錢都是值得的。

          在中央特科的特殊工作

          1927年,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,由周恩來直接領導,從事情報和保衛工作。1928年,國民黨中央在組織部內設立黨務調查科,即后來的“中統”。當時,上海黨組織全部轉入地下,陳養山完成掩護賀龍的任務后無法找到關系,只好回到浙江上虞。1928年春節后,因組織農民暴動失敗,陳養山潛回上海,住在鮑君甫家,并在一家報館謀生。

          鮑君甫,又名楊登瀛,18歲赴日本留學,回國后在日本人辦的基督青年會做事。1925年底,陳養山經人介紹與鮑君甫認識,且向鮑君甫學習日語。陳養山作為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上海交通局發行科長,經常將書報送給鮑君甫。鮑君甫將其譯成日文,所獲頗豐,兩人遂成好友。

          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成立后,時任調查科總干事的楊劍虹和鮑君甫是老鄉,他邀請鮑君甫加入。鮑君甫心里很矛盾,既想為國民黨做事,又不愿得罪共產黨,他便將這種矛盾心理坦誠地告訴陳養山。據陳養山回憶:1928年三四月間,鮑君甫告訴我說,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(即“中統”)的總干事楊劍虹,要他當偵探,做破壞共產黨的工作。鮑君甫想去國民黨做官,又想靠攏共產黨,問我怎樣才能兩全其美?我考慮他是國民黨左派,對我黨有一定的同情,可以爭取利用。于是,陳養山連夜將情況寫成材料,經過中共閘北區委向黨中央報告,建議同鮑君甫建立工作關系。

          周恩來仔細研究了陳養山的報告,認為鮑君甫雖在政治上不可靠,但在隱蔽斗爭中非常重要,有利于中央特科工作的開展。周恩來指示陳賡了解相關情況。陳賡先約陳養山談話,詳細了解鮑君甫的情況;接著又同陳養山與鮑君甫面談。陳賡認為鮑君甫同情革命,在白色恐怖中能和共產黨朋友融洽相處,可以作為內線。經過中共中央謹慎考慮,同意鮑君甫為黨工作。為了方便陳賡工作,周恩來將陳養山調入中央特科,由陳賡單線聯系,并派中共黨員連德生作為鮑君甫的保鏢。

          在中央特科的協助下,鮑君甫頗得楊劍虹、陳立夫等人的信任。1928年七八月,楊劍虹涉及貪污案自殺。10月,鮑君甫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上海特派員。鮑君甫與中央特科密切合作,在鏟除叛徒、保衛黨的機關和營救被捕同志中起到很大作用。1931年4月,顧順章叛變。中共中央立即派陳養山對鮑君甫作了氣節教育,并稱:不管形勢怎么變化,共產黨是不會忘記你這個朋友的。鮑君甫入獄后,三緘其口,沒有暴露共產黨的秘密。

          中央特科對鮑君甫的工作是成功的。從根本上講,這歸功于中央的領導、組織和協調。但陳養山憑借高度的政治敏感和對黨組織的責任感,向黨中央提供材料和建議,也功不可沒。

          輾轉于天津、重慶等地開展秘密工作

          1931年初,中央特科準備在北方開展工作,秘密情報關系是北洋軍閥時期的國會議員胡鄂公。胡請求楊獻珍為其助手,得到中央特科的同意。4月,順直省委遭到破壞,安子文、周仲英、劉亞雄、陳原道等被捕。6月,中共中央命陳賡、陳養山赴天津營救被捕同志,并調查叛徒的情況。陳賡和陳養山化裝成商人,住在交通旅社,半個月后兩個人和楊獻珍接上關系。陳賡和陳養山在交通旅社住了個把月,恐久住惹人生疑,陳賡住進一所新出租的民房;陳養山搬到大同公寓,與楊獻珍同住,協力進行營救工作。一天清早,楊獻珍在報紙上看到河北省委互濟會被破壞的消息,趕緊告訴陳養山。陳養山果斷撤離,并通知陳賡,避免了危險。楊獻珍到北平找劉少白商議營救同志的事情,不幸被捕,營救工作被迫停止。隨后,陳賡、陳養山將工作重點轉向清查叛徒。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查,陳賡和陳養山掌握了一批叛徒的姓名、特征、住處、來往關系、活動規律,決定陳養山立即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,建議派打狗隊鎮壓叛徒。半個月后,陳養山同中央派遣的“王老頭”再赴天津。8月,天津最大的叛徒張克云被擊斃。

          8月下旬,天津黨組織有個姓鞠的黨員和陳賡取得聯系,陳養山與其住在一起。9月初,陳養山讓老鞠去買報紙,本來只需十分鐘,但天黑也沒回來。陳賡到后,兩人判斷肯定出了問題,于是陳養山馬上撤離。第二天,在天津同志處得知老鞠已經被捕。鑒于這種情況,陳賡和陳養山在天津已經很危險,決定返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。

          這時,受“左”傾錯誤的影響,我黨在白區工作遭到破壞。1935年8月,上海臨時中央局停止工作。中央特科的干部也作了疏散,陳養山擬派往蘇聯學習。臨行前,由于四川情報工作有所進展,陳養山被派往重慶。到重慶后,陳養山經過詳細調查,得知四川工作基礎很好,10月返回上海向黨組織匯報情況,聯系人邱吉夫同意派人去重慶,但經費無法解決,讓陳養山等待。11月上旬,邱吉夫突然被捕。幾經周折,12月中旬陳養山接上關系,與陳克寒同往四川。陳昌、陳養山和陳克寒接辦四川實力派的新四川通訊社,以此為掩護,周旋于各派勢力之間,開展情報和統戰工作。經過數月努力,陳養山等人獲得大量軍事、政治、經濟方面的情報。如國民黨中央和地方軍閥的黨政軍動向的情報;軍力配備及互相斗爭的情報;國民黨軍部和黨部與地方各派系之間爭權奪利的情報;重慶經濟界與浙江資本家的矛盾,以及各種社會情報。1936年7月,陳養山回上海向黨組織匯報重要軍政情報,在準備返回四川之際,中共中央決定陳養山到陜北學習。9月,陳養山抵達西安,中央決定陳養山在西安情報站從事參與聯絡西北軍的工作。陳養山以西北文化日報社記者的身份作掩護,從事情報和統戰工作,交了不少朋友,獲得了許多有價值的情報,得到黨中央較高的評價。

          1940年6月,陳養山回到延安,結束了16年的敵占區情報生涯。其間,陳養山輾轉于武漢、上海、天津、重慶、成都、西安等地,從未被逮捕過。羅青長認為:這并非他有什么訣竅,而是由于他具有堅定的革命信念,正確的政治方向,靈活的斗爭藝術和嚴格的組織紀律觀念。

          在晉綏做情報工作

          回到延安后,陳養山擔任中央社會部情報干部訓練班班主任。1942年2月,陳養山在中央黨校參加整風運動。通過學習,陳養山的理論水平得到提升。1944年底,中央情報部根據賀龍的提議,派陳養山擔任晉綏軍區調查局局長。

          1941年8月,中共中央通過《關于調查研究的決定》。9月,中央情報部成立。12月,晉綏邊區成立情報委員會。晉綏軍區情報處的任務是收集敵偽軍事情報、戰略情報和瓦解偽軍。1942年6月,晉綏軍區情報處擴大為調查局,1943年向敵占區城市派出18名情報骨干。1945年1月,晉綏軍區調查局移交給中共晉綏分局領導。

          1945年1月,陳養山一行抵達晉綏調查局時,原正副局長已返回延安,大部分干部受“搶救運動”影響,正在接受審查,工作處于停頓狀態,由晉綏軍區政治部鋤奸部代管。陳養山全力投入到甄別工作。他強調:甄別工作關系到同志們的政治生命,以及調查局工作的恢復和發展,要嚴格掌握政策界限、重調查研究、重證據,不輕信口供;要實事求是地做結論。由于堅持了實事求是的精神,措施得當,晉綏調查局大部分干部重新走向工作崗位。陳養山隨后著手充實調查局機構,設立干部科、交通科、研究室、書報科、總務科;恢復忻縣、太原、陽曲、汾陽4個情報站,新建大青山情報處,在興縣、臨縣設立2個商店,作為秘密聯絡點。同時,派出23名基干情報干部到太原、北平、天津與地下情報關系聯絡,建立秘密交通點。晉綏調查局的工作迅速得到恢復和發展。

          抗日戰爭勝利后,形勢急劇變化。1945年10月,晉綏邊區召開情報偵察工作會議,李克農到會指出:晉綏邊區的情報工作,要以蔣介石、閻錫山集團為主要偵察對象,加強發展城市內線工作,配合我軍反擊敵人的內戰陰謀。針對晉綏情報工作機構分散的現狀,陳養山征得邊區公安局相關領導人的同意,向中共晉綏分局提議,合并調查局和公安局,加強情報工作的力量,統一領導,協同作戰。晉綏分局贊同陳養山的提議,得到中央情報部批準后,晉綏調查局和公安局合并,成立公安總局。陳養山任副局長,1947年6月任局長。1949年3月,陳養山調任西北局社會部長。在陳養山領導下,晉綏情報工作取得了驕人的成績。

          完成中央情報部收集敵方書刊的任務。敵方公開的報刊書籍,經過系統周密的分析,可以成為有價值的戰略情報??谷諔馉幤陂g,晉綏調查局通過各種關系,訂購日文報紙13種,中文報紙10種,以及大量日、中文書刊、雜志和年鑒。解放戰爭時期,平津工作站采購敵方報紙20多種,雜志30多種。這些報刊書籍源源不斷送往中央情報部,中央情報部屢次表揚,稱:“你們調查局,收集敵偽報紙,雜志書籍及各種年鑒等,對我們用處很大”;“特別在書報的收集上,對中央曾有很大幫助?!崩?,國民黨六屆中委的派系分析,即根據日文年鑒寫出。

          獲取大量軍事政治情報。1945年日軍投降前,閻錫山與日軍關系的內部情報;1946年3月28日,閻錫山召開高級干部會議的情報;閻錫山部軍事部署、整編情況等均被我內線人員獲得。解放戰爭期間,西安情報站提供了胡宗南軍隊機密電報密碼;平津情報站提供有關第三軍的重要情報,保障了清風店戰役的勝利;太原情報站在上黨戰役后獲得閻錫山部整編情況和軍事部署的情報;歸綏情報站獲得111師、158師、320師、騎兵13旅等主要部隊的編制、裝備、人事等重要情報。1948年,國民黨接收平津大員“飛來派”和“地下派”之斗爭情報,北平、天津、北寧鐵路三個特別黨部的人事及內部斗爭情況,也為我內線人員獲得。在綏遠和平起義前后,蔣介石與12旅旅長鄂友三來往電報全部被我內線抄出;馬鴻逵派代表與董其武密商董其武部向西撤退的內幕,以及蔣介石派特務破壞和談的情報,和董其武部內部會議情況,均被我內線送到有關領導機關。

          1949年3月,陳養山調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社會部長,領導西北地區的情報工作。西安解放前夕,我情報人員獲得胡宗南撤退的確切時間和方案、路線,及各軍、師部署、番號、代號、駐地和裝備的情報,并獲得西安城區圖、城防工事圖等。我內線利用西安綏靖公署電臺,同我電臺秘密聯絡,發回有關胡宗南部隊和國民黨黨務、特務上層人員活動機密情報90多份,對西安解放具有重大作用。1949年5月20日,西安解放。陳養山率領公安、情報人員進入西安,領導接收、社會治安和執行肅清匪特的任務,隨后組建了公安局和西安市保衛委員會等機構,確定了公安保衛工作的方針和任務。1949年10月1日,陳養山被邀在天安門觀禮臺參加開國大典。10月15日至11月1日,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召開,會議由公安部長羅瑞卿主持,毛澤東、朱德到會講了話。陳養山參加會議,積極總結保衛工作的經驗,為新中國的公安事業建言獻策。

          新中國成立后,陳養山擔任上海公安局副局長。1950年9月,調任南京市委常委、政法委副主任、南京市公安局局長兼南京市檢察署檢察長。在南京工作期間,陳養山審問并清查出國民黨特務黃凱。

          經過多年磨礪,陳養山由初出茅廬的隱蔽戰線的戰士,成長為獨當一面的我黨情報工作的領導者。陳養山取得的成績,得益于黨中央的正確領導,也和情報戰線廣大工作人員努力息息相關。陳養山在自己的崗位上,盡職盡責,展現出卓越的組織和領導才能。(齊小林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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